余始至当涂，谒先圣于学，出门面墙，大为学者病之。会州人来诉市有河不治三十年矣，堙塞殆遍，水无所潴，雨踰三日，则通途有病涉之患；不雨踰月，则中夜有救焚之虞。且岁岁民病于疫，而士不利于有司久矣，敢以告。余曰：「水行地中，如人血脉，少有底滞，则气为不通。予在此可使人病一河之不治乎」？盖有意因河役以撤墙，去学者之蔽。然方为民并湖修长堤以捍圩田，力未暇也。庚辰之春，始克浚河，凿东城之下得古河遗迹，取水于濠，由城隍庙、州治及学之前以达于河，乃撤营墙，筑堂以对于学，宏丽爽垲，冠于一城。教授蒋继周以扬子所谓「开之廓然见四海」名之曰「廓见」，成予志也，且以诸生之意谓予记之。或曰：「太史公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嶷，浮于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西征巴蜀，如是可谓廓见乎」？余曰：此周览山川之胜以雄其文者也，非余所谓见也。或又曰：「扬雄之识奇字，束晰之辨竹简，子产、张华之博物，如是可为廓见乎」？余又曰：此多识前言往行以富于学者也，非余所谓见也。《语》曰：「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」！士之恶于墙面者，非蔽夫目也，恶不见夫道尔。恶不见夫道，而余为撒墙特以示之意焉。《大学》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专在于格物。「格」之一字，无有能知之者。郑氏曰：「格，来也」。唐李翱作《复性书》三篇，最能发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。其言格物，亦用郑氏之说，谓物来能明也。夫物来能明，可以为知至而不可以为格物。经曰：物格而后知至，岂无所自而然哉？以余观之，兵法称格斗，律称格杀，传称力格猛兽，皆以彼尽力而来，我亦尽力而禦之。谓之格，两物相抵之谓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。道者，万物之奥也。人，吾知其为人；鸟兽虫鱼，吾知其为鸟兽虫鱼；天地山川草木金石，吾知其为天地山川草木金石。孰能即形而上，见物之奥乎？故在物之至则为道，在人之至则为智。以我之智格物之道，是亦谓之格，两物相抵也。夫物有万不同，而道则一而已。方其格物，物与我为二。及其物格，则自视无我而何有于物乎？夫是之谓知至。夫惟知至，则声色货利不足以惑吾之心，祸福死生不足以变吾之意。意诚心正而身修矣。推其绪馀土苴以治天下国家，自然鉴照谷应，无一之不治。此所以如大明中天、容光必照，谓之明德也。尧、舜、禹三圣人传心之法，伊尹暨汤之一德，文王之纯德，武王之明德，周公之德明，孔子之一以贯之，如是而已。未有不知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。惟圣人生而之知，自有生之初便能格物知至，无一念之不诚。其心正身修以治天下国家，安而行之而已。贤人而下，学而知之者既生之后，尝为物诱，不能不失赤子之心，故必待格物而后知之矣。不勉则不中，不思则不得，又当有以守之也。孔子曰：「知及之仁，不能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」。颜子之箪食瓢饮终日如愚；孟子之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。《中庸》：「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」。皆所以守之也。守之既至，于圣人又何间焉，皆可以为尧、禹，为是道也。自孟子以来，无有知圣道之传者，以不知此格物之义也。今天下之士自成童以上，父兄之所责望，师友之所训导不过曰：「种学积文以应举觅官而已」。既已得官，而向之所谓文学一字不用，乃始学夫行己立身之方，事君治民之事。既尽此矣，虽为公卿大夫立功立名无甚可愧，而问之道德性命之理，鲜有能知之者。惟释老之徒间或知之，而各安其师之说，专求夫寂灭，以忘形清静以养生，往往不足以虑天下之事。惟吾圣人之道，内正一心，无一尘之可留；外应万事，无一行之或紊，《易》所谓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天下之故者也。欲为士而不知道，可乎？欲为孔子徒而不知圣人所以圣，可乎？《易》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为学士大夫者宜知之矣。余所望于学者盖在此而不在彼。是岁冬十月被命移守东阳，明年八月秋乃为之记。

谢氏曰：「义重于生，则舍生取义；生重于义，则当舍义取生。最要临时权轻重以取中」。愚谓舍义取生之说未当。所谓生重于义者，义之所当生也。义当生则生，岂谓义与生相对而为轻重哉？且义而可舍，则虽生无益矣。如此则所为临时权轻重者，将反变而为计较利害之私矣，尚安能取中乎？

此论甚当，故明道先生曰义无对。

杨氏谓高明者中庸之体，中庸者高明之用，恐不可以体用言。

此说亦是。

杨氏解「知者过之」为极高明，而不知中庸之为至；解「贤者过之」为尊德性，而不及道问学，恐未安。极高明而道中庸，尊德性而道问学，是彻上下，贯本末工夫，皆是一贯，无适而非正也。如杨氏之说，则上下本末可离而为二矣。

大概得之，更宜体味。

游氏引邹衍谈天、公孙龙诡辨为智者之过，亦未当。若佛老者，知之过也。谈天诡辨，不足以为知者之过。

知者之过非一端，如权谋术数之类亦是。龙、衍乃是诳妄，又不足以及此。

吕云刚而寡欲，故能中立而不倚。夫中立不倚者，湛然在中，无所偏倚而义理全具者也。刚而寡欲，恐不足以言之。引柳下惠之行为和而不流，夫下惠固圣之和矣，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，则与《中庸》所谓和而不流者亦异矣。又引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」与夫「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」者为中立而不倚，夫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是乃清者之德，岂可便谓之中立不倚哉？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，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穷困在下者如此，然专以此事解释中立不倚之义，则名义非所当矣。盖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者，以操行言；中立而不倚，以理义言也。

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，所引独立不惧者近之，「不倚」是无所阿附之意。

吕氏解「素隐」为方乡乎隐，「素隐行怪」为未当行而行之，且举《易》之「隐而未见」与孟子之论狂者为證，恐非本意。素隐行怪，乃是无德而隐而为怪僻之行者尔，意甚分明，何必曲为之说乎？

吕说未安。

侯氏以夷、齐、下惠为素隐行怪，恐失之太过。若晨门、荷篑、沮、溺、庄、列之徒，乃可以当此名。夷、齐、下惠虽未为中庸之至，然皆大贤事业，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。

亦是。

吕氏说费隐一章固多差舛，然论知与能一段虽非正意，却说得易知简能确实明白，有所发明。

此不记得，无本可检。

游氏说多不可晓，但谓其大无外而中无不周，故天下莫能载；其小无间而中无不足，故天下莫能破，此说为无病耳。然上文本谓君子之道无往而不中，则其下「中」字有未当耳。

既曰未当，便不可谓之无病。

程子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」，正解此两句，恐是一时问答之语，当以《论语》解仁恕之别为正。

是。

《或问》称吕氏一本语尤详实，深可玩味，未见有可玩味处。谓道虽本于天而行之者在人，非此章之正意。忠恕不可谓之道，而道非忠恕不行，此所以言违道不远，其意亦恐未安。观程子降一等之说与掠下教人之说，斯可见矣。其论四者未能之说，则曰：「尽人伦之至，通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，则虽圣人亦自谓未能」。夫以尽人伦之至而自谓未能犹可也，通神明而光四海，奚暇遽论及此哉（今观吕氏论四者未能之说亦有意，恐未容轻议。）？

吕氏说恐亦不得此句之读，更试考之。

游氏引「其则不远」为尽己之忠，不以道责人而以人治人，取其改而止为尽物之恕，似乎其语未当。杨氏说「以人治人，仁之也，伊尹以斯道觉斯民是也」，恐不当其义（今观杨氏说亦有可取。）。

宛转说来亦可通，但恐不必如此说，枉费言语。

张子谓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载，恐失之太高。子思虽云天下莫能载，复云天下莫能破，大小兼该可也。戾天跃渊，亦以范围之内言之。今言天地莫能覆载，则过矣。

亦是。

谢氏说「致生之故其鬼神，致死之故其鬼不神，何也？人以为神则神，人以为不神则不神矣」。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说，本为明器发也。以致死之为不仁，故必有是明器；以致生之为不智，故为是明器而不可用。故曰神明之也。谢氏之意则与此不同矣。又其说主乎致生，故谓人以为神则神。如此则所谓鬼神者，其有无专系乎人心而已，无乃似流于作用是性之失乎。又曰：「以为有亦不可，以为无亦不可，这里有妙理」。又曰：「自家要有便有，要无便无」，皆是此意。

记得《论语》说中似有「当生者使人致生之，当死者使人致死之」，此却有理（谢氏《论语》说曰：「阴阳交而有神，形气离而有鬼。知此者为智，事此者为仁。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。祀典之意可者，使人格之，不使人致死之。不可者，使人远之，不使人致生之。致生之故其鬼神，致死之故其鬼不神。」则鬼神之情状，岂不昭昭乎？）。

侯氏曰：「消息盈虚，往来神明，皆是理也。吉凶悔吝，刚柔变化，皆是物也」。恐难分明。愚谓是数者皆物也，而有理存焉。又曰：「以阴阳言之则曰道，以乾坤言之则曰易，贯通乎上下则曰诚」。夫道非阴阳也，所以一阴一阳者，道也，程子固言之矣。《系辞》止曰：「乾坤，其易之门，易之蕴」，而谓易为乾坤，则非也。且既以贯通上下为诚矣，而又曰「总摄天地，斡旋造化，动役鬼神，阖辟乾坤，万物由之以生死，日月由之以晦明者，诚也」，则是诚者乃一作用之物，有似乎《阴符经》之云者，而不可谓之贯通上下矣。既以鬼神为形而下者而非诚矣，又曰「诚无内外，无幽明，故可格而不可度射」，审如此说，则《诗》当云「诚之格思」，而不当言「神之格思」也。凡此自相矛盾，有不可晓者，不审如何？

看得是。

颜虽夭而不亡者存，《或问》以为侯氏之说，而《集解》系之杨氏说后，孰为误也？

似是杨氏、侯氏皆有此语。更考之，若无，即是误也。

吕氏、杨氏引三年之丧，皆有为妻之文。按夫为妻服，齐衰杖期。而《左氏传》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寿卒、王穆后崩，晋叔向曰：「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」，杜氏注云：「天子绝期，惟服三年。故后虽期，通谓之三年丧」。审此则是天子之后母仪天下，后之丧，天子可以绝期而不服，故服其丧而通谓之三年也。据经文既曰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」，又曰「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」，则是三年之丧有为长子、为妻与嫡孙为祖，故别乎父母之丧也。所谓达乎天子，则是三年之丧亦有通乎上下者矣。今律文与温公《书仪》皆无为妻之文，独吕氏、杨氏引叔向之说，而吕氏之说有可疑者。吕氏之说曰：「三年之丧达乎天子者，三年之丧为父，为母，适孙为祖，为长子，为妻而已。天子达乎庶人一也」。似与今文本旨与今律文、《书仪》皆不同。盖经文分三年之丧与父母之丧，而吕氏则合之；律文、《书仪》载夫为妻杖期，而吕氏则皆以为三年也。杨氏之说曰：「三年之丧为长子，为妻，与嫡孙为祖，故王太子寿卒，穆后崩，而叔向云云。盖天子为子、为妻，通谓之三年之丧也。故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则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无贵贱一也」。信如杨氏之说，则与经之本文无戾，而与叔向、杜预之言皆合矣。愚谓三年之丧，为长子与嫡孙为祖三年者，主当为后者言之。为妻三年者，主天子绝期而言之也。盖在大夫士庶之长子、长孙，有当为后者，有不当为后者，故有服三年与不服三年之别。妻之丧则自大夫以下皆服期，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，故曰达乎天子也。

恐三年之丧只是指父母之丧而言。下文「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」，便是解所以达乎天子之意，与孟子答滕文公语亦相类。

游氏「至贵在我，至富在我，至愿在我，生生在我」之说，恐非圣人意思。

此等皆衍说。

《集注》曰：「仁者心之德，爱之理也」。其言之不一，何耶？盖仁有偏言者，有专言者。专言者，心之德也。程子《西铭》之意是也。偏言者，爱之理也。爱之所施，则亲亲、仁民、爱物是也。

固是如此。然心之德即爱之理，非二物也。但所从言之异耳。

所谓道者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交是也。所谓德者，智、仁、勇三者是也。此圣人之所谓达道达德，天下公共之理也。此外更无他道。后世学者惑于异端，求玄求妙，穷高极远，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」。「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」。圣人非果不能也，亦非姑为自谦之辞也，盖欲学者知道之极致不在他求，而人伦之至即斯道之所在也。

吕氏曰：「所谓道者，合天、地、人而言之。所谓人者，合天、地之中而言之」。夫道固所以合天、地、人而言，然方论修身以道，则不必遽及于此也。孟子论仁，只说「仁，人心也」，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则「仁者人也」之意自是分明。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谓仁者而言，则似谓一人不足以为仁，必合天下之人而后足以为仁也。是其为言大而无当，不若「人皆有之」等语为明白切要而详尽也。

以上二段皆当。

吕氏以知所以治人为闻一以知二，知所以治天下国家为闻一以知十，恐未安。夫治人、治天下、国家，犹曰安人、安百姓云尔，皆修身之效也。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，自是分量不同，皆穷理修身之事，岂可引为比也？

此等处不必深辨。

杨氏曰：「力行则能推其所为，故近仁」。杨氏之意，盖指孟子「彊恕仁莫近」之意，而谓推其所为乃恕之事，故引之以解近仁也。夫推其所为，正古人所以大过人之事。以其犹待乎推，所以未遽可谓之仁。今杨氏举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说，似不为过。而《或问》谓其不可晓，何也？

如此则仁字只就爱上说了。

杨氏论诚身一节，失之轻易。其论诚，则曰：「非自外得，反求诸身」，而不知不明乎善，则心不可得而诚。论不诚，则曰：「岂知一不诚，他日舟中之人皆是为敌国」，而不知所谓不诚亦尽有浅深也。又引庄周鸥鸟之说而曰：「忘机则非其类可亲」，则其所以说诚身者益差矣。又曰：「反身而至于诚，则利仁者不足道也」。夫反身而至于诚，正利仁之事。若安仁者，则不待于反，亦不待乎至于诚而自诚矣。

鸥鸟以下所论得之。

《或问》谓「隐之见，微之显，实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」，「存亡」字有误否？

心广体胖，实之存也。如见肺肝，实之亡也。此当时立文之本意。然语诚有病，当改之耳。

谢氏曰：「诚是无亏欠，忠是实有之理，忠近于诚」，正倒说著，忠是无亏欠，诚是实有之理。盖尽己之谓忠，一有不尽，是有亏欠也。以其自尽者言之，则谓之忠；以其实有者言之，则谓之诚。谓忠近于诚，亦非也。又曰：「有我不能穷理，人谁识真我？何者为我？理便是我」。其言过高而且怪。理者，天下之公，认之为我，则骄吝益肆矣。

得之。

《章句》中解致曲一段，乃是程子之说。然一曲之诚至于则形则著则明者，是一曲之诚充扩发见而至于无所不诚，故能变化否？而《章句》与程子之说但称一曲之诚著见光辉，而所谓诚能动物，止一曲之诚耶？将无所不诚而能动物耶？若张子以明为馀善兼照，杨氏以明为无物不诚，岂疑此而为说也？故杨氏曰：「曲能有诚，诚在一曲也。明则诚矣，无物不诚也」。窃疑杨氏之说不为无理。

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诚，然致曲者固无曲之不致也。经虽不言，意自可见。张、杨之说恐未为得，不若程子之言为当。

吕氏曰：「学不厌，所以致吾知；教不倦，所以广吾爱，自入德而言也」，亦恐未安。子贡之论学不厌、教不倦为仁智，正所以形容夫子之圣，自是成德事，岂可以入德言之乎？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《大学》一篇，圣学之门户，其取道甚径」。夫圣人之道自有等级，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。非可以径取也。

甚径亦言其平直而无回曲耳。

吕氏曰：「诚与神交感，则同心者无不应。德与气同运，则同类者无不化」。盖诚者德之至实，神者气之至妙。诚与神以其精者言之，故曰交感则同心者无不应。德与气以其统体言之，故曰同运则同类者无不化。

吕说恐亦未可以为至论。

谢氏谓「帝是天之作用处」，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。如程氏谓以主宰谓之帝，则善于形容者也。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无息者诚之体，不息所以体诚也」。非也。无妄者诚之体，不息者诚之所为也。

得之。

「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」，程子只解极高明而道中庸，非谓二事。中庸，天理也。天理固高明，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。岂以极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，非别有高明也？又曰：「理则极高明，行之只是中庸」。以此而例上二句，则意皆明矣。然此乃兼费隐、贯上下之极至者言之，须得张子逐句一义一段之说，其义始备。其曰尊德性须是将前言往行、所闻所知以参验，恐行有错；致广大须尽精微，不得卤莽；极高明须道中庸之道，互相发明，斯无馀蕴矣。今观《或问》之说，乃谓吕氏因张子之意，须更以谢、杨二说足之，其义始备。愚谓三子之说皆非《中庸》之正意，谓之各是一说可也。吕氏曰：「虽有问学，不尊吾自得之性，则问学失其道。虽有精微之理，不致广大，则精微不足以自信。虽有中庸之德，不极高明以行之，则同污合俗」。今未暇辨乎其他，所谓虽有中庸之德，不极高明以行之，则同污合俗，则是高明、中庸自是两事，不相关涉，不能极乎高明，则道中庸者乃同污合俗耳。岂有同污合俗而尚可谓之中庸乎？岂有同污合俗之中庸必极高明以行之而复异乎？此乃缘文立义，而未究程、张之指与夫此章之正意也。且既以德性、广大、高明皆至德，问学、中庸、精微皆至道，其言虽不能无失，而其意则不害其为兼举全体。今曰失道与同污合俗之云，则至德果如是乎？又以道之在我、道之全体、道之上达分始、中、终之序，而谓不先立乎此、充乎此、止乎此之类者，其失同出一辙，今不暇复辨也。游、杨之说，皆以先后循序而言，则亦恐非正意，特其解经之一说尔。大抵此五句之义乃是圣贤竭其两端之教，不容偏废，或偏于一，则必陷于异端曲学而不足以知道学之全。然而学者之病往往多欲进于德性、广大、高明之域，而于所谓问学、精微、中庸者不留意，或为之而不知尽其义、极其至焉，则其所谓德性、广大、高明者，是乌足以为德性、广大、高明哉？程、张之说深得乎此，而吕氏之说之意，则所重者在德性、广大、高明，所轻者在问学、精微、中庸，则正与张子之说相反，岂得为因其意乎？杨氏又以温故知新为道问学之事，敦厚崇礼为道中庸之事，亦恐失之迁就。本文之意，盖谓温故者多不知新，敦厚者少能崇礼，与上三句相类耳。若必迁就其说，则温故知新亦可以为尽精微，而敦厚崇礼亦可以为尊德性矣。又曰：「道中庸而不极乎高明，则愚不肖者之不及」。则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？比吕氏则甚焉者也。侯氏之说尤无伦次，既以礼为道之物，其名礼者既失之矣，又以和而至合，内外以和行，使万物各当其分谓之礼，礼各有其物谓之仪，则言礼又不经矣。继之曰：「统而言之则曰道，分而言之，则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学礼者见之则谓之礼可也」。先后不伦，轻重失当，果何为哉？特其辨杨氏「道非礼不止」之言之失，则似可取耳。其它至德至道之说，求仁上达之说，文义皆失之矣。

此段未安。

二十九章三重之说，程子言之，侯氏述焉。程子所谓此与《春秋》正相合者，意尤亲切，而侯氏所以发明者，亦详备而可观。通乎此，则一章之义首尾通贯，意脉接续，深有馀味。且又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礼，则三重为三王之礼所重之事亦可信矣。若如《章句》所从吕氏之说，固亦可通，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长，且一章文意断续。如所谓上焉者指夏、商，下焉者指孔子，则是非惟夏、商之礼全不可用，而孔子之善亦无所施。然则夏时商辂与夫《春秋》之作谓之何哉？若谓其不必如此说，则下文继之以「故君子之道」，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。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考究推明，其必不苟。幸明辨而明告之。

更思。

侯氏举明道「尧舜事业如太虚中浮云」之说以解「故曰配天」一段，其引据已不亲切。继之曰：「尚可得而言也。若夫至诚，又非特如天如渊，配天而已」，却是发至圣不如至诚，岂有此理？

至圣至诚，非有优劣。然「圣」字是从外说，「诚」字是从里说。

吕氏说「以中立大本，以庸正大经」以下，恐皆未安。姑辨此二句。大本即中也，大经即庸也。经纶大经，立大本，即是尽此中庸之道。若谓以中而立大本，以庸而正大经，则中与大本、庸与大经皆二物也。至谓大经之正，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，又发明纷揉会同、更相为用处尽有功。然而不若只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者为尤尽大经之义也。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大经，天理也。典敷教，所以经纶之也。大本，中也。建其有极，所以立之也。化育，和也，穷神而后知之也」。典敷教，即是经纶大经，即是天理，非惇典敷教之外别有天理为大经也。建其有极，固与立大本之义不同，然所谓建其有极，所以立大本，莫却无病否？以化育为和，则其失明矣。自「圣人人伦之至」以下，与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。

惇敷是经纶，典教是大经，建是立，极是本。

侯氏「诚则经纶之」以下，其失与吕氏言「以中立大本」者同。盖本文之意谓惟天下至诚者固能如此，非是以诚去立之知之也。

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」，乃承上文「尚絅」之意，起下文「不愧屋漏」与慎独之端。盖道虽无所不备，而其所以不可离者实在于戒谨恐惧之际。惟君子不愧屋漏，是所谓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也。隐微之间，虽人所忽，而理之善恶则显然著见。惟君子必慎其独，是所谓知微之显也。然而言戒谨恐惧之意，则以知远知风言之，谨独则止以知微言之，何也？盖远之近者，以事物而言，则其理未尝不具于吾心；风之自者，以人伦而言，则其用未尝不本于吾心，故言之也详。言微则隐在其中，故言之也略。今观《章句》之释，所谓「著乎外者本乎内，有诸内者形诸外」，发明三知之义固已明白。若更以愚意参之，则上下语脉愈益通贯精密矣。不审如何？吕氏卒章之说纲目不明，诚如《或问》之所论者。至于以「天何言哉」以下为不待言动而人敬信，则属之「不愧屋漏」之下者，非惟失其文意，愈错乱而不备矣。如忘法度、忘言动、德之声色之者，尤过高而无实，与其他悫实自得之言若相背驰，不可晓矣。

以上皆得之。

纯于善而无间断之谓一，此语甚善。但所论老释之病、体用之说，则恐未然。盖老释之病在于厌动而求静，有体而无用耳。至于分别体用，乃物理之固然，非彼之私言也。求之吾书，虽无体用之云，然其曰寂然而未发者，固体之谓也；其曰感通而方发者，固用之谓也。且今之所谓一者，其间固有动静之殊，则亦岂能无体用之分哉？非曰纯于善而无间断，则遂昼度夜思，无一息之暂停也。彼其外物不接、内欲不萌之际，心体湛然，万理皆备，是乃所以为纯于善而无间断之本也。今不察此，而又不能废夫寂然不动之说，顾独诋老释以寂然为宗，无乃自相矛盾邪？大抵老释说于静而欲无天下之动，是犹常寐不觉而弃有用于无用，圣贤固弗为也。今说于动而欲无天下之静，是犹常行不止，虽劳而不得息，圣贤亦弗能也。盖其失虽有彼此之殊，其倚于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则一而已。呜呼！学者能知一阴一阳、一动一静之可以相胜而不能相无，又知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焉，则庶乎其不昧于道体，而日用之间有以用其力耳。

为上为德，为下为民，七世之庙，万夫之长，说皆未安。

「彖曰反复其道」当连下句。

日月、寒暑、晦明可言反复，死无复生之理。今作一例推说，恐墯于释氏轮回之论。

天地之心与赤子之心，恐更有商量（程子与吕与叔问答可见，请试详之。）。

「中行独复合内外之道」以下未晓其说，恐是笔误。不然，则为说太高，爻之时义，学之等级，似皆未契。

「一阳来复」与「雷在地中」只是一义，盖阳生于闭藏之中，至微而未可有为之时也。今曰不拘乎一，则以二者各为一义矣，恐未安也。

「然必有事焉」，此句未晓。时习谨独，即所谓有事。今乃中间下一「然」字，则似以「事」字为工夫之条目矣，恐或未然。《孟子》说中已别论矣。

「不勉而中」之「中」以未发言恐未安。此「中」字却是发而无过不及之中。圣人之心当发而发，不待著力而自无过与不及之差，非谓不待著力而常不发也。诚由动言亦未安，谓未动之时未尝有诚，可乎？

「中者无过不及之谓」，又曰「和者中之异名」，若就已发处言之则可，盖所谓时中也。若就未发处言之，则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，亦与「和」字地位不同矣。未发只是未应物时，虽市井贩夫、厮役贱隶亦不无此等时节，如何讳得？方此之时，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汩，然发而中节，则虽应于物，亦未尝有所汩。直是发不中节，方有所汩。若谓未汩时全是未发，已汩后便是已发，即喜怒哀乐之发永无中节之时矣，恐不然也。于本有涵养操持之功，便是静中工夫。所谓静必有事者，固未尝有所动也。但当动而动，动必中节，非如释氏之务于常寂耳。

「尊德性」以下皆至德之方，语似未莹。大抵「发育峻极」，「三千三百」皆至道，其人则至德之人也，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。尊德性所以充其发育峻极之大，道问学所以尽其三千三百之小，下句放此。以其大小兼该，精粗不二，故居上居下、有道无道无所不宜，非止为知礼也。

「中庸」二字各有所主，以为异名亦未安也。

明道《中庸》说问之前辈，乃吕与叔后来传者之误也。

「天地之大」以下，所说与上文不连贯。察，著也，谓与「察于人伦」之「察」同亦未安。

鸢飞鱼跃，咸其自尔，将谁使察之耶？有察之者，便不活泼泼地矣。

「所求乎子句，以事父未能也」句，主意立文，皆与《大学》絜矩一节相似，人多误读。今详来说，似亦可疑。

「明则动」，「动」以下当从程子说，皆以他人而言。《孟子》「在下位」一章，全用《中庸》语。其曰「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」，即谓此也。

「大哉圣人之道」以下至「其此之谓欤」别是一章。

「知化育」不必言如「乾知太始」之「知」。

「反古之道」，以下文考之，非不师古之谓也。「三重」当从吕氏说。「下焉」者，若谓衰周以下，恐当「善」字不得，须别有说矣。

孟子之不动心，当从程子「能无畏难而动其心乎」之说，则一章之指首尾贯通矣。丑非疑孟子以得位为乐而动其心，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为此，详味可见矣。

量敌虑胜，是孟施舍讥他人不能无惧之言。

缩，直也，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多有此字，每与「衡」字作对。下文直养之说，盖本于此。乃一章大指所系，不可失也。

「必有事焉」，如言有事于上帝，有事于颛臾之类，非是用力之地，乃言须当用力也。「正」者，等待、期望之意，与《春秋传》「师出不正反」、「战不正胜」之「正」同。古注以「望」字释之，是也。「忘」者，失其所有事。「助长」者，望之不至，而作为奋迅，以增益之也。

告子论性，五说「是同是别」、「生之谓性」，其义如何？

《七月》一诗而备三体，乃郑氏不达《周礼》《籥章》之义而生此凿说，不足据信。今考《周礼》不遗馀力而反信此，何耶？

《关雎》之淑女似指嫔御，恐非诗意。

中即和也，和即中也，此语已辨于前。恐更须子细，不可如此草略说过。分体用者未必误学者，却恐为此说者能自误耳。

皇极立之于此，四方之所取正，此说甚善。但不知所谓絜矩者其义云何？据此皇极与「所恶于上，无以使下」一节之意似不同也。

《中庸》未发已发之义，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，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之云，遂目心为已发而以性为未发之中，自以为安矣。比观程子文集、《遗书》，见其所论多不符合，因再思之，乃知前日之说虽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，而未发已发，命名未当。且于日用之际，欠却本领一段工夫，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。因条其语而附以己见，告于朋友，愿相与讲焉。恐或未然，当有以正之。

文集云：「中即道也」，又曰：「道无不中，故以中形道」。

又云：「中即性也，此语极未安。中也者，所以状性之体段，如天圆地方」。

又云：「中之为义，自过不及而立名。若只以中为性，则中与性不合」。

又云：「性、道不可合一而言。中止可言体，而不可与性同德」。

又云：「中者性之德，此为近之」。又云：「不若谓之性中」。

又云：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赤子之心，发而未远乎中，若便谓之中，是不识大本也」。

又云：「赤子之心，可以谓之和，不可谓之中」。

《遗书》云：「只喜怒哀乐不发便是中」。

又云：「既思便是已发，喜怒哀乐一般」。

又云：「当中之时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然见闻之理在始得」。

又云：「未发之前谓之静则可，静中须有物始得，这里最是难处。能敬则自知此矣」。

又云：「敬而无失，便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也。敬不可谓之中，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」。

又云：「中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天地间亭亭当当、直上直下之理，出则不是。惟敬而无失最尽」。

又云：「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，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」。

又云：「未发更怎生求？只平日涵养便是。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而中节」。

又云：「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」。

右据此诸说，皆以思虑未萌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。当此之时，即是心体流行，寂然不动之处，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。以其无过不及，不偏不倚，故谓之中。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，故直谓之性则不可。吕博士论此大概得之，特以中即是性，赤子之心即是未发，则大失之，故程子正之（解中亦有求中之意，盖答书时未暇辨耳。）。盖赤子之心动静无常，非寂然不动之谓，故不可谓之中。然无营欲知巧之思，故为未远乎中耳。未发之中，本体自然，不须穷索。但当此之时，敬以持之，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，则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。此日用之际本领工夫。其曰却于已发之处观之者，所以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也。一不中则非性之本然，而心之道或几乎息矣。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无失为言。又云「入道莫如敬，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」，又曰「涵养须是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」。以事言之，则有动有静；以心言之，则周流贯彻，其工夫初无间断也，但以静为本尔（周子所谓主静者，亦是此意。但言静则偏，故程子只说敬。）。向来讲论思索，直以心为已发，而所论致知格物，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，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，其日用意趣，常偏于动，无复深潜纯一之味。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，亦常躁迫浮露，无古圣贤气象，由所见之偏而然尔。程子所谓「凡言心者，皆指已发而言」，此却指心体流行而言，非谓事物思虑之交也。然与《中庸》本文不合，故以为未当而复正之，固不可执其已改之言而尽疑论说之误，又不可遂以为当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。周子曰「无极而太极」，程子又曰「人生而静，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时便已不是性矣」。盖圣贤论性，无不因心而发。若欲专言之，则是所谓无极而不容言者，亦无体段之可名矣。未审诸君子以为如何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六七。）？

论：《正讹》改作「诸」。

殿屋五间，前皆为堂，后为房室。中间之前为两楹间，后为室。东间之前为东楹之东，又少东为阼阶，上少北为东序，后为东房。西间之前为西楹之西，又少西为宾阶，上少北为西序，后为西房。序即墙也（设位在东西序者，负墙而立也。）。其南为序端，东序之东、西序之西为夹（亦谓之厢。又《说文》云：「厢廊也。廊，东西序也。」此亦可见。但疑「序」下脱一「外」字。）。其前为东西堂，其后为东西夹室。夹外之广为侧阶，房后为北阶（此其地之盘也。）。其栋则中三间为一栋，横指东西，至两序之上而尽。遂自此处分为四栋，邪指四隅，上接横栋，下与霤齐（此其上栋之制，所谓四阿也。）。其宇则横栋前后即为南北两下，横栋尽外即为东西两下。四栋之旁，即各连所向而下，四面榱桷覆堂廉、出阶外者谓之庑（《说文》云：「庑，堂下周屋也。」），其庑尽水下处谓之霤（此其下宇之制也。）。

厦屋则前五间，后四间（无西房，堂中三间之后只分为两间，东房、西室。），其馀并如殿屋之制。但五间皆为横栋，栋之前后皆为两下之宇。横栋尽外有版下垂，谓之抟风。抟风之下亦为两庑，接连南北，以覆侧阶。但其庑亦不出抟风之外耳（《仪礼》疏云：「卿大夫为夏屋，其室两下而四周之。」）。

殿屋四阿连下为庑，四面之檐其水皆多，故其檐皆得以霤为名。厦屋南北两下之庑与殿屋同，故其檐亦谓之霤。东西两庑则但为腰檐，不连拣下，又不出抟风之外，虽或有水，亦不能多，故但谓之荣，谓之翼，而不得以霤名也（荣、翼乃腰檐之名，疏乃直指抟风，误矣。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六八。）。

西室：原倒，据宋浙本乙。宋闽本「室」作「屋」。

熹读程门诸子之书，见其所论为学之方有不同者，因以程子之言质之而窃记之如左。

胡氏曰：「物物致察，宛转归己」。杨氏曰：「物不可胜穷也，反身而诚，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」。

程子曰：「所谓穷理者，非必尽穷天下之物，又非只穷一物而众理皆通，但要积累多后，脱然有贯通处」。又曰：「物我一理，才明彼即晓此，不必言因见物而反求诸身也。然语其大，至天地之所以高厚；语其小，至一物之所以然，学者皆当理会」。

胡氏曰：「只于已发处用功，却不枉费心力」。杨氏曰：「未发之际以心体之，则中之体自见。执而勿失，无人欲之私焉，发必中节矣」。

程子曰：「思于未发之前求中，即是已发。但言存养于未发之时则可，惟涵养久则喜怒哀乐之发自中节矣」。又曰：「学者莫若先理会敬，能敬则自知此矣」。

谢氏曰：「明道先生先使学者有所知识，却从敬入」。又曰：「既有知识，穷得物理，却从敬上涵养出来，自然是别。正容谨节，外面威仪，非礼之本」。

尹氏曰：「先生教人，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，习之既久，自然有所得也」。

程子曰：「入道莫如敬，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」。又曰：「动容貌、整思虑，则自然生敬。存此久之，则自然天理明」。又曰：「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」。又曰：「敬只是涵养一事，必有事焉，须当集义。只知用敬，不知集义，却是都无事也」。

右诸说之不同者，以程子之言质之，唯尹氏之言为近，所少者，致知集义之功耳。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？抑其意果尽于此也？然大本既立，则亦不患无地以崇其德矣。故愚于此窃愿尽心焉，因书其后以自诏云。

古田林子用中过予于屏山之下，以道学为问甚勤。予不能有以告也，然与之言累日，知其志之高，力之久，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。一日语予，求所以易其名与字者。予曰：「名者，子生三月而父命之，非朋友所得变。字虽可改，然前辈有言，名字者，己所假借以自称道，亦人所假借以称道己之辞尔，奚以求胜为哉」？林子曰：「不然。用中之名，在《中庸》实舜之事，非后学所宜假借以自名者，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，非敢小之而复求胜也。且亦素请于家君矣，愿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称焉，则所望也」。予嘉其礼与辞之善也，则告之曰：「舜诚大圣人，不可及也。而古之人有颜子者，其言曰：『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』。夫岂不知舜之不可以几及，而必云尔者？盖曰学所以求为圣人，不以是为标的，则无所望走而之焉耳。子诚能志颜子之志而学其学，则亦何歉于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？且子不观于子思之《中庸》耶？《中庸》之书，上言舜，下言颜子。用其中者，舜也。择乎中庸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者，颜子也。夫颜子之学所以求为舜者，亦在乎精择而敬守之耳。盖择之不精，则中不可得；守不以敬，则虽欲其一日而有诸己且将不能，尚何用之可致哉？今子必将道颜而之舜，则亦自夫择者始而敬以终之，无他事矣。故予谓子之名则无庸改，而请奉字曰『择之』，又曰『敬仲』，二字惟所称。子以是为足以有警乎？无也」？林子曰：「子之教，敢不奉以周旋」。予因稍次序其语，书以赠之。乾道二年三月癸亥。

圣人域天下有道，虽千万亿世而未易轻动，岂其为术虚诞惝恍，杳冥而不可执守欤？抑亦有至极者，维持其间而不可易也？盖人生性情之始，犹水之始也，方其分散四出，各循其故，则被冒万物而可至于无憾，惟其有所冲决荡溢而失道，则横溃直裂而无有底止，求其安行于中不可也。呜呼，是岂水之罪哉？流之不中而激之者之故也。故夫圣人六经之道，要以范围百世而归之极者，虽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心，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。今其道见于书者，皆执中、建中、用中、惟皇作极之文，周旋反覆，不汲汲于为异以振惊天下，而天下卒以大服于此者，中力也。其见于《易》者亦亡异乎《书》之云也。卦而象，象而爻，俾君子精微纯一而有所法守者，亦未始离乎中也。其道虚徐曲折而当于义，凡此人而此为者也，则吉，则有庆，则无不利，未有不丽乎中正者也。非此人而此为也，则凶，则有悔，则无攸利，未有不远乎中正者也。是中之道四布于《易》者，甚密如此。若夫为之节文，为之训导，君子虽怨而不至于害，小人虽愤而不至于乱，止乎礼义而警乎褒贬，于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书，又所以默具夫中之旨，而消天下之异论。是六经明著乎辞而见于用，无所往而不中。周衰，天下不由大道，其学纵横非僻，天下莫知其当。子思子则见而叹曰：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」。当其时，盗名苦节之徒，不难于蹈白刃，而难于中庸，则中之至此也，可易为力哉？惟其得之难而见之不一也，则天下之士自激为介而失之高，自卑求佞而失之污，智有遗谋而不足用，巧有馀技而不足施。其祸浸淫于战国，天下骇然以乱而荡然以衰。秦者，攻战之馀也，其蔽固无如何。至西汉之起，天下固有望于先王矣。而一时之君不为硕大悠远之图，不知乎中之实，失之锱铢，而其渐卒至于不可振，偷堕茍且，是以其子孙喑喑默默，使公孙、张禹之徒布满朝廷，彼无所往而不为佞者，即孟子所谓无所往而不为原也，而中庸于何有哉？西京既以乡原之俗败天下，东汉之际，仁胜之士知天下之治颓堕散涣而久不立也，起而承之，以为朝廷非翘然有所振刷，念不足以收天下，是以诸公操不循常之行，曰我能是，我能是，是足以有立矣。其道沽激而不止，耿介而不亲，虽无世俗抵摧嗜利之嫌，而好名之弊不杀也。盖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则怨，怨起于争，争起于好胜，而好胜诚足以乱天下。彼党锢之士，皆好胜之弊，流为不中，而激之者之过也。使当时之人皆协于极，破乡原之弊，而不入于狂狷，其道循循有制，而无决裂狂介自异之意，则汉室之祸必不至若是烈也。然则不得中行而与之，致党锢之欲，存汉者乃所以亡汉也欤！或曰：「党锢如膺、蕃之徒，任天下之责，归之固也。其馀名胜千百，非尽负天下之责，可深责之乎」？吾曰：不免也，圣人复起，亦必深嫉之而已矣。盖中庸于天下大本也，达道也。所谓党人言行既戾乎中庸已矣，吾岂以人人能乱天下哉？实天下之乱所从出也。昔者太公治齐，齐有二士制矫激之行，国不可得而禄，君不可得而臣，太公闻之曰：「嘻，国不可得而禄，是望无以为赏；君不可得而臣，是望无得而罚。赏罚不行，何以君为哉！其诛之」。齐诛二人而国靖。今党锢制行，召之则不进，不召则或怨，汉之赏于是不行。分党与，立名字，私标榜，汉之罚于是不听。赏罚之所不及，此党人之所以自高，太公之所深恶之也。故曰：圣人复起，亦必嫉之而已矣。呜呼，天下制行当本中庸，慎无若党人猖狂败人国哉！

孝为百行之宗，行纯则性通，行亏则性贼，二者常相因焉，本同故也。孝以敬为本，而敬者脩性之门也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孝之事虽不同，同本于敬。事亲而不敬，何以为孝乎？成百善，戢千非，惟此心而已。敬心而发，孝于其亲矣。推于兄弟，恭而友者，是其应也；推于夫妇，和而顺者，是其应也；推于亲党朋友，恭而睦、同而信者，是其应也；推于事君治人，忠而恕，廉而勚者，是其应也。是数也一不应焉，非孝也；借曰孝焉，敬心必不纯也。海之支流必咸，玉之弃屑必润，中存是心，发无不应也。是知孝子之心，万虑俱忘，惟一敬念而已。视如对日星，听如警雷霆，食如盘诵铭，寐如几宣箴，坐如立记过之史，行如随纠非之吏，不期肃而自肃焉。念之所通，无门无旁，塞乎天地，横乎四海，莫知其纪极也。昔人有发冢而梦通，齧指而心动者，在其知觉中，有如影响。至于鬼神之秘，禽鱼之微，草木之无知，皆可感格，非谲异也，自然也。敬心既纯，大本发露，虚明洞达，跃如于兢兢肃肃之中，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于外而性脩乎内也。曾子之于孝也，立身扬名，惟此一节，而于闻道最为超警。生死之际，粲然明白，盖由始则因孝心而致敬，终则因敬心而成己。验其平日服膺，念兹在兹而已。启手足则见于战战兢兢之时，发善言则存乎容貌辞气之际，皆敬之谓也。《戴经》所记，奥义甚多，首文三语，已尽其要。学者非弗知也，然皆有愧于曾子者，行之弗至也。恭于昭昭者，孝之名也。谨于昏昏者，孝之实也。求其名，匹夫匹妇能焉；核其实，圣人以为难矣。曾子曰：「养可能也，敬为难。敬可能也，安为难。安可能也，卒为难」。斯须之敬，人能勉强，至于能安能卒，非确然自信，毅然必为，未有能乐其常而至其至也。此无他，疑情未除也。学者之害，疑情为大。彼穷搜博览，惟恐不闻者，疑情未除也。朝咨夕叩，请益不休者，疑情未除也。博量揣摸，求合乎似者，疑情未除也。情既有疑则中不安，不安则轻听而易移，轻听则不能尊其所闻，易移则不能行其所知。二者交乱其间，方且以礼法为拘囚，专精为滞著，求其有始有卒，难矣。曾子游圣门最为年少，夫子与之言道，唯诺而已，夫岂有毫发疑情哉？宜其成就巍巍，度越诸子矣。

某兄之子维宁移书衡阳，谓某曰：「间者取子思时中之说以名读书之堂，其为我记之」。某以严谴流落岭海者二十年，才获内徙，畏首畏尾，笔阁不敢下者累月。书来，请益力，却之不可，则谂之曰：子知子思之时中，亦加《易》之时中乎？夫《易》之时中，学者之事；子思之时中，圣人之事。《易》之时中，其说有三：一曰时之所愿，惟愿于亨，以亨行之，得时中也；一曰中者处得其中，得中则时；一曰时中之欲达而一发之也。子思之时中，其说有四：一曰孟子所谓圣之时，以其仕止久速，各当其可；一曰时者犹冬饮汤、夏饮水之谓；一曰执其两端，所以用其时中；一曰幼壮老死朝旦暮夜，时虽不同，其中一也。由前说而致知力行，则进乎《易》之时中，庶几乎颜子之择乎《中庸》。由后说而致知力行，则进乎《中庸》之时中，庶几乎舜之执其两端。夫不极高明则中不可识，不穷博学则中不可识，譬如一宫之奥，明庭为中，指宫而求之一国，则宫或非中；一国之奥，坛宇为中，指国而求之九州，则国或非中。惟极其大则中乃可求，惟止乎中则大斯可有。回之择乎《中庸》，盖求见圣人之止，而极乎大也；舜之执其两端，盖止乎中而大可有也。世之人以曲意小智，梏乎有我之私，而舜、颜之道遂卓绝而不可企及。非果不可企及也，弗思尔矣。虽然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其未发也，安见其时耶？曰：子不见天地之理乎？夫温厚之气为春，则人指为阳中；肃杀之气为秋，则人指为阴中。曰：是天地之时中也，而不知其温厚肃杀之未发，而中气已具。然则知天地之中，则吾之中可知矣。极吾中以尽天地之中，以之事亲从兄，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何所往而不可？古之君子所以燮理阴阳，盖本于此。夫喜怒通四时，而阴阳或至于并毗，无是理也。大哉，时中乎！《易》言中者五十有三卦，言时中者一；子思《中庸》言中凡十有五，言时中者一。呜呼，得不谓之难乎？故曰：极其大则中乃可求，止乎中则大斯可有，吾子勉之。绍兴三十一年人日记。

右，居厚弟送勋侄赴漕试诗。初，居厚与兄志学场屋齐名，相踵擢第。志学得年仅三十一，无子，居厚命勋继之。昔我叔父小麟台公舍子而任弟，于是勋本生父审渊老死布衣，居厚为兄立后而命以官，不属他人而属审渊之子，家法也，天道也。勋于居厚昔为再从子，今为从子。事叔父当如父，必共其教令；友埙弟当如同产，必极其恩意，然后无负于叔父之选立。余耄矣，因勋访别，语之曰：汝父汝叔俱奋孤童，携束书徒步走京师应试，于时赀用狭于汝，裘马俭于汝，卒能中黄甲，还青毡。汝虽清贫，视汝父、汝叔微时稍泰矣。夫仕之通塞，命也，巧力不与焉；试之得失，艺也，工则中之焉。汝勉之，非惟汝二父之望，亦老伯之望。

宝庆二年秋七月，宫教东阳冯公特卿守南安。始至，环四封之内，属耳以听令。公百未暇问，既祗谒先圣先师，则进诲之。顾视斋庑卑敝，喟然太息，以为待士之道有所未称。即捐钱廿万，继之以粟，俾仪更造。鹿卿禀命而退，以事闻于绣衣户部永嘉陈公畏，公亦曰：「此宣风化者事也。况吾故治，其可无助」？予钱如郡之数。时左史撰太师三山郑公性之摄漕事，闻之亦助十万。度费浸具，则经营鸠工，抡材给直，与民间等。委职生分董其事，悉撤故而新之。不足，则益以学粮钱七十万有奇，米石百。又不足，郡帑再益钱十万，而鹿卿亦稍出俸廪以佐费。对列六斋，斋建炉亭，为位廿四，总一百六十楹，百尔器具罔不饬。斋之扁曰进学、近思、贯道、尚德、时升、上达。以九月经始，越四月告成。已乃外创棂星门，内葺养贤堂，庖廪向背，各易其所，规模雄伟，视昔加倍。士喜且奋，请为记，鹿卿不得辞。惟昔周、程先生讲道是邦，轨范森然，可敬可仰。而养士之宫，因循日入于坏颓，檐老屋弗支雨风，讲明切磋之功为希阔，其责宜有在也。维时良二千石以学校为重，部使者又相与出力主张之，岂直为观美哉。古者上自天子之国都，以达于术于党于家，莫不有学，使之群居族处，相观而善，会异而同之，故士之为善者众也。王教不行，人自为说，家自为学，无师友以讲会其文义，开广其心胸，下者为仪、秦，高者为杨、墨，波荡流溢，泯泯棼棼。其间居穷守独，以自力于善者，宜若有人。然亦有安之而不变者，缘有司无以兴起之耳。今六斋既建，廊榭靓深，牖户明敞。砚席之味，隔于尘坌；饔饩之供，愈于箪瓢。传道有师，考古有籍。于是藏脩，于是游息，一叩击间，有员机焉，一领悟间，有神化焉，夫亦可以自勉矣。学者其毋负朝家作成之赐，与夫伊洛开端肇始之意，异时卓然自立，如古人以经义、治事名斋，而勋名节行与斋俱传，是则士之职也，亦三君子之望也。明年春正望记。

嘉定庚午，予侍先君子官中都，危逢吉、李公甫俱克词章，间相过，戏草《淇国夫人竹氏进封制词》，称「股肱之寄」，或谓其失体，与傀儡勤劳王家、出入幕府之作不类。危则裂之，李稿今犹在集中也。夫文不难于工，而难于体制，不合则虽形容之工、属对之巧，不足尚矣。三山郑君持正与处几年，一日以所拟制表等作见示，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。其命意深隐，其造语精到，其文体则浑然不见斧凿，虽昭宣王度可也。予读之，不觉汗出，以为君之操觚染翰，其妙乃至此，盖君子高而览重，又尝历淮甸，登罗浮，收揽秀气，寄之毫端，故其文多奇气，模仿之作足以动世人。使其当常、扬之任，挥燕、许之笔，则人之所睹，又岂止如是哉！虽然韩昌黎传毛颖，至复作《下邳侯传》，则人厌之，政如善谭不以再出为尚也。而君作之不已，至盈卷帙，此非有志为尔也，游戏翰墨，造于三昧，则坌然四出，政不能自知尔。予以是论君，君笑而不答，书以为序。

三山郑中卿来宰婺源，予郊居杜门，相见不能数，间一见，相与论古人成败得失，商天下事利害，如指诸掌，而绪馀及于文章，其言纚纚，使人属耳忘倦。予因知其蓄之渊渊、轸之源源也。久之，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某。其别有六：一梅隐，二哦松，三南游，四北辕，五经论，六诗馀，而总目为《松窗丑镜》。且曰庐陵曾幼度尝为序，请益之。予视幼度之序已详，尚何言，然不可以无言也。先秦古书不论，西汉以文名世者，自贾谊始，《政事》一疏、《过秦》一论、《鵩鸟》一赋，笔力顿挫卓诡，此天下杰作也。谊之后文章支而为三，晁错之文出于杂学，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似之而广博不及。董仲舒之文出于经术，公孙弘、刘向似之而纯正不及。枚乘、司马相如之文出于楚骚，王褒、扬雄似之而妙丽不及。是三者如淄渑合流而异味，非易牙莫能辨也。自汉而下，以文鸣者虽接踵，而古人秀杰之气、浑厚之质、萧散之趣衰矣。至有唐，诗称李、杜，文称韩、柳，然后唐之文方驾乎汉之文。至我有宋，文有欧、苏，古律诗有黄豫章，四六有王金陵，长短句有晏、贺、秦、晁，于是宋之文掩迹乎汉唐之文。夫自汉至今，上下二千年间，卓然名世者不三十人。噫，难矣哉！今前辈彫谢，翰墨中未闻有与古人比肩者。予得《丑镜》阅之，议论以意胜，诗以格胜，词以韵胜。中卿虽慨焉以文鸣自许，是诚无与多逊，而乃自以为丑，不以为美，何也？岂不足则夸诩，有馀则贬损故耶？虽然，此一说也，而予又有一说。予观韩、柳《元和圣德诗》与《平淮夷雅》、《十琴操》与《铙鼓歌》、《送文畅高闲》与《送浩初序》，未知其孰优孰劣。至《罗池庙碑》、《郓州溪堂诗》，奔轶绝尘，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。是故东坡歛波澜而为简严，金陵去绳削而为閒雅，豫章罢追琢而为高古，皆其老笔如此。夫文生于才，养之以学，将之以气。中卿才高而学博，其气不挫，今日之文可几于古，他日之文又过于今，其名世也孰禦？

从政郎、充越州州学教授刘某，再拜上书帅坐待制阁下：某尝闻，言辞者，感于情而后发。喜怒哀乐之七者之谓情，情也者，随遇而感，有感而发，亦若金石丝竹之有待而鸣也。其感发有浅深，故其辞有工拙者。人之论曰：欢愉之辞难工，穷苦之言易好。是真有难易之辨乎哉？诗之变风变雅也，大抵皆循理之说，故读之想见乎其人，如出乎其时。有正人谊士愤切感激之气也，有迁客逐臣羁旅流落之叹也，有室家思怨尔汝昵昵之私也，有故国旧都凄凉绵绵之情也。其言率有以感动人意，而喜诵说焉。杜少陵遭时乱离，间关陕蜀，负薪采稆，餔糒不给，凡出处动息、劳逸悲乐之事，一见于诗，盖穷而益工。屈原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，庾信以悲哀为主。然后知欢愉之动情者浅，而穷苦之感情深也。某无似，生长于世，五十有二年，概其平生，抱百忧而无一娱，故流离辛苦之状，间见乎辞。虽不能如古人之工，而独知所谓感于情者深而已矣。又自更国难以来，益复忽忽不自料理。悯天步之方艰，恫大耻之未雪，每一念至，则中夜起坐，当食失箸，悲来填膺，则揾下绿睫，视曩之所谓流离辛苦，盖又不足道焉。乃者获吏麾下，侍坐席，聆謦欬，温然若将怜而教之。退而自思，顾无以借资受教于左右。又平昔所为言语文字，率皆愁忧无聊之辞，独可为其穷似己者道，难与富贵利达者言也。既又思之，阁下以道行闻于乡，以文学世其家，以忠信勇决自见于时，奋自臞儒，亟登清近，作镇藩屏，貌舒徐而不矜，志刺促而当忧。此其中非苟以富贵利达为荣，故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者，安知不有似于闾巷穷苦之士哉？谨录新旧杂诗若干首，并用藉手以请，惟恕其僭率，幸甚。不宣。

崇宁初，制诏以尚书左丞为丞相，天子虚己而听焉。丞相因得操其权，进退天下士。诸附丽者，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；或舍己而从他，则中以危法。于是一时嗜进之徒，莫不希其声光于顾盼间，諰諰然惟恐不得当也。当是时，太仆寺丞吴公点雅为相所知，相敬畏焉。耻以其党进，力从之求去。相嘻笑曰：「君欲首为去国之人耶」？嗛之。自是相持国柄二十馀年，士大夫不堪其专且久，挠节从之多矣。惟公卒不求合以死，天下莫不高之，虽阿相之人，亦自以为莫及也。公字圣与，其上世占籍光州，于唐为闻家，后徙闽之邵武。至公之高祖沇，仕南汉为循州军事推官。曾祖汉卿、祖颙，皆以行高其州里。皇考诏益务修饰，教诸子以经。子四人，踵登进士科，兄弟竞爽，知名当世。累赠其官，为少师。公少持重寡言，人未之奇也。总角以文见乡先生黄履，进退如成人，问皆可观，履叹赏弥日，曰：「子必为令器」。闻王文公修经金陵，负笈从之，繇是学益进。元丰五年，擢进士第，调舒州司理参军。年少，人或易之，有市医砭人死，系月馀莫能决，公一见曰：「此非律所谓误不如方者耶」？老吏相顾大惊。移英州真阳令。岭海去朝廷远，吏多版授，守率以胥遇之。始至，风公庭趋，公不为屈。守大怒，欲诬以事，久而知其贤，反荐诸朝。丁内艰，免丧监建州买纳茶务，守正无所阿徇。用荐者改宣德郎。韩宗道知杭州，奏知富阳县，政绩为一路最。时孙杰察访东南，官吏重足事之，独荐公为可用。徽宗登极，转奉议郎，赐绯衣银鱼，签书常州判官厅公事，州倚以为重。擢太仆寺丞，相憾其去，出通判婺州。行未半涂，差拨发福建路钱物。凡当是选者，事已必归报求美官。至陈留，以记白曹，不见宰相而去。相滋不悦，下除通判睦州。秩满，移越州，遂请老。贫不能归，客婺州兰溪，四壁萧然，处之晏如也。御史中丞吴执中知其贤，起之再任，公不得已至京师。会同年生在庙堂，欲以公见上，公固辞曰：「吾尝谢事矣，岂可复见上乎」？得通判洪州，径出关不顾。时茶法初下，责有司奉行，郡以丞领之，敢议者斥，吏奔走不暇。公独条不便于民数事上之，人为寒心，公不恤也。已而朝廷施行其说，至今赖焉。秩将满，报政或欲召公，公闻，即以病告，得提点衡州露仙观，继领亳之明道宫、建之冲佑观、南京之鸿庆宫，奉祠十馀年，卧家不复出，赐三品服。渊圣皇帝受内禅，转中大夫，擢知漳州。于是公无意于世矣，复请老。以建炎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，春秋七十有四。官自宣德郎十一迁至中大夫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娶同里黄氏，封令人，先公二十年卒。二男四女。男曰延年，朝奉郎。次早卒。女适从政郎广德县汪诗、迪功郎长沙县尉张某、朝散大夫徐敏中、朝散郎直徽猷阁范浩。孙男女各一人。男曰祐，迪功郎、南剑州司户参军。女适从政郎、建昌军教授李汝翼。公退然如中人，而操履刚方，其坚如金石。与人言，虽面目严冷，而衮衮皆可书绅。少清苦，一毫不取诸人。其举进士、出京师也，仆遭疠焉，人皆恶之，欲委诸道，公辍己舆以载，徒走千里而归。晚读佛书，益翛然有遗世意。其于简淡，盖往复而身安之。凡世间所谓矫揉以钓声名者，公无以焉。呜呼！慕富贵而仕者，固人之常情，守道而不求，亦士夫之所当务也。然利害陈于前而为举世之所熏灼，其不从者几希。若夫屹然如砥柱，立于颓波之中，久而不为之动，盖今人所未见。至终始完洁如公者，殆百年所无也，可不谓贤哉？藻少从公游，服膺最久。延年既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千里王公岭之下，乃属藻识其墓，藻于是叙公之实而为之铭。铭曰：

古之仕者惟己责，于遭穷通我何择？世衰鄙夫乃求获，相时射利规什伯。伟哉吴公挺松柏，力排冰霜傲堙阨。世方贤愚糅黑白，朝为之徒暮隆赫。幸公来游重其客，疾趋而逃远瑕谪。终身轩裳不能迫，浮沈数州下膏泽。晚归遐陬与世隔，竟全孤高返真宅。向来公卿愧方册，揭兹铭诗告阡陌。

臣仰惟陛下祗畏天威，益隆圣德，因风雨震凌之变，惕然恐惧，以避殿减膳为未足，乃亲洒宸翰，布告中外，俾大小臣僚，咸以直言来上。圣心笃切，已足上格穹苍矣。臣昨厕从列，兹叨祠廪，目击变异，痛心疾首。虽抱沈痼，屏处衡茅，其敢以是为解，而不思所以仰答清问？是用披沥肝膈，粗陈管见，惟陛下少垂听焉。臣闻圣帝明王之世，天道顺于上，地道宁于下，故无疾风苦雨之灾，无地震水涌之变，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。而自今夏以来，地震屡矣。乃七月七日，白虹夜见。虹，飓母也。越二日而飓风挟雨，大肆威虐，人皆曰飓母之见，此先兆也。臣则曰：先兆之见，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时，而已著于地震示变之日。《记》曰：「地载神气，神气风霆，风霆流形，庶物露生」。且夫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于是乎风霆流形，发生庶物。斯其所谓神气者欤？夫何神气之发育，乃反为人物之殃，不为祥风甘雨，乃转而为灾为沴，殆有甚可怪者焉。土宇者，所载之神气也，今则漂荡室庐矣；民人者，所载之神气也，今则伤害民命矣；物产者，所载之神气也，今则垂成之稼，扫地无馀，一饱无期，饿莩将见矣。地震兆其端，而飓风煽其毒，是其咎果安在欤？夫地载神气，而圣人之神气实与之相为流通。「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」，作《书》者以为舜之德，即舜之所以为神气也。「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，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」，记《礼》者又引《崧高》之诗，而继之曰：「此文武之德」。即文武之所以为神气也。成王之神气，微有所昏，故大风偃禾，昭示谴告。及夫启金縢之书，发悔过之语，而反风起禾，见于不旋踵之顷。当是时，成王之神气，其精明与舜同，亦与天地同，故一念感召，如响斯答。然则今日之变，天道未顺，地道未宁，震动漂摇，灾异交作，无庶物露生之应，而有荡析摧败之忧，陛下盍亦反躬内省，岂吾之神气有歉于古之帝王而然欤？臣窃谓天覆地载，人物处于其中，同此一神气也。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，亶聪明作元后，实所以为神气之主也。比岁以来，兵戈满目，乖戾之气，上干阴阳。西蜀破矣，荆襄残矣，淮甸抢攘，江湖撼摇，民人死亡，何可胜计！今又先之以地震，重之以风雨，凡平时之林然而生，蔚然而茂，神气之所发育者，率皆憔悴萧条，触目酸鼻，而又物价翔踊，日甚一日，民将无所得食，直立而须死耳。夫民物之生，皆地之所载而天之所覆也。今天爱其道，地爱其宝，但见寖微寖衰之形，莫睹寖明寖昌之象，可不为之寒心哉！虽然，亦岂无道以处此？臣敢科别其条，以告陛下。夫天下譬犹一身，身以神气为主，神气精明然后骨力坚强，血脉流通，吾身可以久安而无疾。治天下亦然。心源者，神气也；人才者，骨力也；兵财者，血脉也。自一身而宫闱，自宫闱而朝廷，自朝廷而天下，所以主张是者神气也，所以运动是者骨力也，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。陛下一澄其心源，则神气充矣；一振人才之纲领，则骨力强矣；一提兵财之体统，则血脉通矣。故天下之机括，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。且端平未更化之前，姑置勿论。自更化之后，陛下所历之艰险变故，不为不多，而所以动心忍性者，不为不至矣。不知陛下因灾异而神气遂为之消沮乎？抑因警惧而神气愈为之精明乎？夫忧窘则怵惕，安平则弛缓，常人之情耳。圣帝明王，纯一不二之德，则固不当若是也。臣愿陛下悼念灾变之可畏，深思平日之过愆，痛自惩艾。以陛下之心，对天地之心。变异卒起之时，因当饬躬自省；变异渐息之后，尤当兢业自持。此心所存，慄慄然常若盲风怪雨、拔木发屋之变临乎其前。绝荒淫之嗜好，戒宴安之鸩毒；杜群枉之邪径，伸忠贤之正气。燕居深处与治朝听览之际，同一庄肃；妃嫔进御与经帷讲学之时，同一敬畏。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，当以天鉴孔昭为可惧；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，当以人见肺肝为难欺。视听管摄乎天君，而毋以外物汩精神；几务尽付于至公，而毋以私昵寄心腹。斥一时宽释之邪说，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责，不可有一日之暇逸；屏目前玩志之细娱，而深念艺祖皇帝之金瓯，不可有纤毫之阙损。如此，则大臣不敢养骄，以惰股肱；小臣不敢养谀，以惑耳目；近臣不敢养安，以稔萧墙之祸；远臣不敢养寇，以遗宗社之忧。君臣上下，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险之中，天地神祇，恻然感动，将挈而还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。臣所谓陛下一澄其心源，则神气必充者此也。人主无职事，惟以进贤退不肖为职。史称郭公之所以亡，在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。以臣观之，郭公之罪，固在乎无刚断之勇，而其受病之原，则在乎未能识善恶之真。如使其真知善善，真知恶恶，则何遽至于亡！惟其颠倒错乱，莫知适从，当用者如转石，当去者如拔山，卒之正不胜邪，忠不敌佞，佞邪满朝，则中正路塞，是以终陷于亡耳。陛下收揽威福，凡所进退之人，不胜其众矣。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，往往乍贤乍佞，迄无一定之守。人谓陛下刚断之不足，臣窃窥陛下近年以来，未尝不欲用刚也，特在乎审而行之耳。断在必用者，宜施之于君子，而勿误施之于小人；断在必去者，宜施之于小人，而勿误施之于君子。则得其所谓用刚之实，而不蹈郭公之失矣。今陛下未能别白贤否之真，但惩往时议论纷纷异同之弊，遂以安静为尚。然所谓安静者，惟苟同而已尔。君所谓可，臣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臣亦曰否。以苟同为贤，其意将以求安静也，殊不知是是非非，力争明辩，合天理、当人心，乃所以为安静。阿意顺指，媚上附下，无所救正，蔑闻箴规，则虽求为安静，乃所以为大不安静耳。今灾异数见，天怒未释，怪徵日新，民情易摇，尚得谓之安静乎？本朝庆历、嘉祐间，群臣可否相济，至熙丰而并为一谈。元祐诸贤，亦可否相济，至绍、符而又并为一谈。由今观之，孰得孰失？人才之委靡，至近年极矣。臣之愚见，窃谓勿以己意为逆顺，而以义理为逆顺；勿以同异定取舍，而以是非定取舍。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，而国家享得贤之实。今也不然，脱遇有一任使，有一除授，则左顾右盼，辄兴乏才之叹。正如风痹之人，纵缓不收，四肢百骸，不为我用，谓之骨力之强可乎？陛下赫然圣明，照临于上，破苟同之说，辟大公之途，使天下人才踊跃奋迅，乃可以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矣。臣所谓陛下一振人才之纲领，则骨力必强者此也。今日急切之务，兵财二事而已，论者但知逐末忘本，臣窃惑焉。自古兴王之始奋，徒手而运掉一世，无兵而立有兵，无财而立有财。盖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断，几未至，不轻躁以先事，势可为，不迟疑而失时。挫而愈厉，弱而益壮，则何事不可为，何功不可立？兵财本一事，血脉本相通。今析而言之，执政各主其一，不识兵而非财，兵何以养？财而非楮，财何以办？苟不通为一体，大作规模，洗涤积弊而一新之，臣未见其可也。厥今中外所养之兵，与凡屯戍沿边者，不为少矣，而犹苦于无兵；楮币布在天下者，凡四十千万有奇，其数可谓至夥矣，而犹窘于无财。此岂拘泥常调者所能变而通之哉！陛下必思夫兴王之始奋，徒手而运掉一世者，何术而致此。彼惟不以常调处之，危中求安，死中求生，故能易祸为福，如反掌之易耳。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，谬说也；患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，尤谬说也。举朝群臣，泛泛如河中木，而陛下又未尝毅然振刷，有所改作，又乌能救今日伤败危亡之天下哉！或者乃曰：「论事易，行事难。今欲振刷改作，必思如之何而发端，又如之何而布置，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」。臣应之曰：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，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。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，必有其道矣。且陛下亦尝以自昔人主处艰险危急之极者而思之乎？彼口之所食者何食，身之所服者何服？宫嫔凡几，𥊍御凡几？内外有冗官冗吏否乎？有滥恩横费否乎？兴土木否乎？侈宴集否乎？献议者或及此，则笑曰：「是不过节用耳。所用如丘山，而所节仅涓埃，此迂谈耳」。臣之所言，奚止曰节而已哉，直欲陛下如兴王之始奋，徒手而运掉一世，则必思坐卧仰薪，饮食尝胆，真如越王句践可也。必思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真如卫文公可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将曰：「万乘帝王而所食如是，所服如是，是真欲兴邦矣，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」。妃嫔耶，𥊍御耶，土木耶，宴集耶，必能奋然大从减省，天下传诵曰：「今日汰某人矣，明日又罢某事矣」。冗吏耶，滥恩耶，横费耶，必能确然痛加裁抑，天下传诵曰：「今日下某令矣，明日又革某弊矣」。陛下立心，务在必行，决不朝作而暮止，朝廷议论，至当归一，宁有甲可而乙否？万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，以为方今事势未至危殆之极，何必先为苦节穷戚之态。是说也，乃害陛下之俭德者也，所宜深警而亟斥之。或又以为方今幸而人无横议，何必为此纷更张皇之举。是说也，乃沮陛下之从善者也，尤宜明辨而力排之。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兴，仅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可谓至狭至微矣，尚能振作兴起，挽回衰乱之邦，复为隆盛之势。陛下视少康之时，岂不尚易于斡旋运用乎？梁武帝为侯景所逼，自知必亡，乃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」！呜呼！代天作子，抚有万方，危迫困辱，至出此言，书之史册，贻羞千古。当其尚可救药也，怠而不奋；及其不可支吾也，犹不知悔。自昔然矣，可不惩乎！今日之事，不问智愚，不拘中外，同然一辞，皆曰：「巧妇不能为无面饼」。甚者则曰：「国将与楮俱敝」。其虑固苦，其言固切，而论及于振刷改作，则又皆曰：「陛下犹未之肯也。不特陛下未之肯，为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」。毋乃以为妨己而不暇计国乎？不思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，计国乃所以为己计也。陛下躬率于上，将有管、晏为时而出。如陛下犹欲以平时架漏之具文而施之于伤败危亡之天下，则虽有管、晏，犹不知为陛下计，而况未有管、晏乎？夫管、晏，孔门之所羞称也，今欲求其所羞称者尚不可得，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。人主，天下之利势也。陛下操赏罚之利势于掌握之内，惟在乎善用之，则天下何难治之有？臣所谓陛下一提兵财之体统，则血脉必通者此也。抑臣复有献焉。上以言求下，下以言应上，勿谓言为无益也。臣窃思今日之事，复有十条焉：号令率多反汗，取轻天下，今当慎重其所发，一也；赏罚未行之始，天下已生疑心，今当示信而勿惑，二也；所在军情不安，敢于陵犯纪律，今当厚恤而严法，三也；灾变之后，小民艰食，皆将驱而为盗，今当招籴以弥奸，四也；秋高马肥，敌情叵测，区处边面，已为后时，岂容更复悠缓，五也；督府制阃，体统相关，所宜戒饬，一心以国事而灭私情，六也；监司按行诸路楮券，徒致烦扰，亟宜别行措置，七也；州县体量田租，务在实惠，及下以固民志，八也；湖淮交子，尽合易以铜楮，通彼所以宽此，傥是说可行，亦当早有定论，九也；安边所之积贮，合议区画，毋致阴消潜耗，十也。此十条，亦粗足以裨末议。然臣不敢掇拾细微，以溷圣聪者，盖以治天下必使神气精明，自然骨力强而血脉通，凡此末节有不劳馀力而自举者。陛下毋以神气之说为迂，稽诸天地，验诸人事，今日之变，非向时火灾之比。盖火灾仅在京城，未为广也，今之水灾遍及外方矣。不戒于火，犹可诿曰「居民弗谨，遂至延燎」，水灾非细故也。我宋以火德王天下，先朝河决为灾，犹且上下恐惧，况风雨肆虐，至于此极，陛下其可不奋志力行，一反衰苶之光景，而为兴隆之气象哉！《诗》曰：「惟昔之富不如时，惟今之疚不如兹」。又曰：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」。臣贱性朴愚，怀不自已，幸值陛下导之使言，是以一吐狂僭，惟陛下裁幸（《蒙斋集》卷四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一三。）。

「示变」至「物露」：原脱，据殿本补。

古之人一事之不知，则终身以为恨，非固务为该博而多识也。以为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，吾不知也，固无害；所当知者，一有不知，则或至于失。孟明视之伐郑，蹇叔知其必败于殽。周亚夫之谋吴楚，赵涉知淆黾之间必有伏。使孟明知殽之隘而听蹇叔之言，则秦师无殽之悔矣。使条侯不知淆黾可以藏奸伏，而昧赵涉之策，则中吴楚之谋必矣。愚于此然后知地理之学，兵家之所急，而学士大夫之所当知也。汉高帝之入秦也，萧何得秦图籍。国朝之平南唐也，先得其十九州之图经。故高帝之取天下，太宗之伐江南，皆能尽知当时阻险阨塞、户口多寡之处，据形势而守其必急之地，以之取胜而无所失。愚然后又知舆图地志，诚国家之要典也。窃怪夫今之学者，东南西北之不知，远近阻险之不识，当其用兵多事之时，指地图，按史册，高论天下之形势，而曰吾能辩其成败之所以然，而知今日攻守之势所当然，其欺我哉？往者仆尝读《左氏春秋》，至「公矢鱼于棠」，释者曰：「高平方与县有武唐亭，有鲁侯观鱼台」。求之地志，不知方与于今为何县。读《西汉书》至围羽垓下，释者曰：「沛洨，聚邑名也」。求之地志，不知沛之洨于今为何邑。于是遍求地志之书，夷考之，作者不可胜纪，大抵皆杂而无统，冗者失之秽，简者失之略，诞者失之诬，拘者失之泥。慨然闵斯文之缺，遂历考载籍，搜括百氏，而以今之州县为准。由汉以来，其间郡县乍离乍合，骤废骤置，变名易实，而不可案辨者，俾皆绳焉，会归之一。凡古帝王之所都，《禹贡》山川之所经，春秋列国之所在，与夫古今关防津要，战伐会盟之地，古基遗迹，旁搜并取，庶无遗焉。其有乖缪，则为之援据引證，以相参考，实而不浮，自成一家，几三十万言，分为四十卷，目之曰《舆地会元志》，盖取其统有宗而会有元也。然今之学者大抵急于利禄而专务于时文，故不识者不肯目，而识者未暇观也。未遇知己，是故书成而不克显。抑尝观古人之才全而德巨者，固无所不有。而其下者，则各专一艺，业之终身而传之子孙。夔之于乐，垂之于工，羿之于射，羲和之于历，而王良、造父之于御，皆专精致力于一艺之间而名于世。后之为工、为乐、为历、为御、为射者必稽焉，盖以其精且审也。朴于斯文，积力十馀年，而文始就，虽未敢以望古人，而其用心亦勤矣。其文多，无资不能录。去年冬，曾携其稿见上舍陈亮同父。朴与同父皆荆溪门下生也，将价之以见阁下与正字吕公。近闻其到城，曾袖之以见阁下矣。苟有可取，则固望阁下主张之。其有疏缪而未全也，望阁下指教之。务欲成就之而后已，无使其沦没而无传也。朴又尝合古今夷夏，草为一图，纵广馀丈，了然可观。就馆潘氏，其主翁好事，绘为帐以便观览。今借来以呈阁下，庶知其用心，不为无用之学也。